
上海国际集团牵头发起的总规模1000亿元的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在上海正式落地,这一基金将通过对“硬科技”等方向的重点投资,加速长三角产业链深度融合。共同发起方包括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国有企业、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,在跨行政区域、跨不同行业、跨所有制企业间实现了资本合作。
更何况,要控制、压缩高负债企业在银行领域的融资并非易事。对于企业而言,某种程度上,资金亦如水,覆水难收。在当初银行资金拥趸之下,企业本来不大的“胃口”被撑大了。于是,企业出现盲目扩张,跨业、跨界经营,摊子在膨胀欲中越铺越大,以至于失控而资金链断裂。更为关键的是,银行贷款投入企业后,往往被固化为企业的“铺底”资金(相当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定额流动资金)。
但与此同时,由于道路众多,监管人力有限,治理超载仅强调路面执法,往往难以实现全覆盖。“现在,智能监管设施——譬如不停车检测系统,在高速上已经形成了闭环。未来在国道、省道上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,推动跨地区的交通信息联网,利用重要节点的监控设施,探索非现场执法,实施智能监管,加强对超载的监管和治理。”这位人士说。
最高法同意了山东高院的意见,决定提审聂树斌案。2016年12月,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就此案进行公开宣判,认为聂树斌案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,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。相比之下,王书金案至今没有任何进展,6年来,始终处在死刑复核程序中。此次引发王书金案律师朱爱民担忧的,是不久前被执行死刑的赵志红。最高法裁定,对赵志红供述的证据确实、充分的17起犯罪事实予以确认,4起犯罪事实不予以确认,其中就包括他曾自认为真凶的呼格吉勒图案(简称“呼格案”)。
不过,考虑到不同时间节点下,A股市场的流通股市值有较大差异,更为合理的比较指标是市值换手率(市值换手率=成交金额/流通市值)。据统计,昨日两市的市值换手率只有1.5%,在2015年的838个交易中排名第11低,为2018年以来第3低,低于2018年2月14日的1.1%,也低于2018年2月22日的1.48%。
不过,朱爱民问王书金,如果最高法不将此案发回重审或提级审理,也不指定异地管辖,你怎么看?王书金略微迟疑:“那他们就不实事求是了。案子是我做的,他们不认定,就是不依法办案。”从2005年被抓至今,已过去14年。有人说,王书金幸运,因为“一案两凶”,苟活了十余年。但王书金从来不这么看,这是一种常人无法体会的煎熬。